内容提要: 宪法文化的自觉是一般文化自觉的全透镜下的一个分镜景象。

但是，最起码，可以这样讲，这个结局与华夏民族悠久的尚同历史和文化吻合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年间，两大政治派别竞选议会的格局，自福安国会之后，在中国再也没有出现。

历经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强大的军事压力，最终彻底败在罗马帝国的手中，烟消云散。这里加上一句，由于大规模的舞弊，大量选票根本没有到达选民的手中。我想，这一点应当是无可置疑的。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没有新军的力量，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回顾西周至秦始皇的这段历史，自周武王分封分权起始，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甚至自卿大夫出，在形式上，权力由上而下分散致各国君王，乃至世卿。

更不要提的是：这部由国民党主持编篡的宪法，成文于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就中条款，对总统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乘虚而来，不同部族的日耳曼人连续入侵，造成英格兰地区小王国林立，冲突双方各自能够纠集六、七十人，已经堪称大规模的战争。他将书院的精神归为三个方面：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

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不敢作谄谀之词。一、资政院议员风骨之概述 作为预备国会，朝廷对资政院有较大期待。[19]罗久蓉即指出，科举废除后，之后成立新式学堂，虽然四书五经仍列为必修科目，但在各学堂引进各种西方学科，四书五经不再是进身之阶后，要想继续维持儒家的价值系统，事实上有很大的困难。而若辈固行所无事，恬不为怪，舆论攻击，非所顾也。

因为他们通过研习法政，明确在现代国家中如何做一个国民，即在法律框架之内有何权利义务，又有哪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同时，长期为黎民百姓创造自治空间的传统与西方的地方自治思想很易结合，共同推动他们在学业完成之后投身于教育和实业等基础性工作。

[5] 早在总统黎元洪被逼离京之时，即有诸多议员非但不谴责追究该逼宫行为，反而对黎元洪落井下石。皇帝要力争修身以成为圣君，是他为天子的本分。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今则不然，伦理道德，风俗迷信，均已破坏而无余，又别无相当者出承其乏，而利禄主义，物质潮流，复乘其虚而肆其毒。

他们总发议次数高达703次，占全体议员发议数的18％以上，且在弹劾军机、速开国会、新刑律、预算等重大议案中都有突出表现。另一方面极力推崇正统儒学，钦定程朱注疏以开科取士，编纂《永乐大典》、《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惟其重要，海瑞将之视为天下第一事，舍此无所谓臣职和君道，更无万世治安可言。历代王朝建立的基础都是君主和读书人的通力合作，君主失去了读书人的支持，而与宦寺妃嫔为伍，那就真成了孤家寡人，是王朝将亡之征兆。

[22] 学堂毕业生和传统儒生因为所学不一，价值观因之而异，自是当然。何谓天意？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因人事而知天意。

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最典型的是明成祖朱棣，为掩饰其篡位大逆之行，标榜其继统的合法性，一方面篡改历史，如重修《明太祖实录》、组织班子撰作《奉天靖难记》等。

此乃先生针对明末乱局而发，意在通过改革将是非决定权移到学校，由庙堂转向民间，达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当这些人作为民意代表成为资政院议员后，在批评朝政时也就有了更足的底气。如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自小受儒家经典熏陶，成长之后还有一套传统信仰和道德规范，读孔孟，讲忠孝，信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还有一定的王法观念。吕坤的《呻吟语》，自万历年间成书以来，在士大夫中影响很大且内容平实，深刻阐释了皇帝的势和儒家士大夫所秉持的理（亦即道）之间的关系：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儒家士大夫自能在整个社会中起到表率作用，其是非观奠定了整个传统社会的基础，故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儒家为主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费正清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即已注意到此点： 1905年作为中国的伟大转折点，这在当时中断了对具有功名意识的精英即高层人士的培养……取代旧学术界人士的学生阶层，用费正清的话来说，是中西思想的集成者，在中西思想熏陶下学生们获得种种特殊技能，这些特殊技能不管有多现代化，仍不能使其形成新的伦理纲常……近百年来，中国在思想和行为方面与西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自儒教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中国社会中心的道德真空一直未得到填补。

这种变化，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即深有感触，于1915年11月指出： 返观吾国，则人心庞杂而无折衷之公理也，众志分歧而无共循之涂辙也。对朝廷而言，本和元就是天下苍生。

同为议员，资政院议员尚处于皇权专制之中，且当时还在预备立宪，为什么未曾如斯堕落？故仅找外因，恐是避重就轻。数十年前，国势虽衰弱，社会虽陵夷，犹有伦理之信念，道德之权威，阴驱而潜率之，故纵无显然可指之国性，而众好众恶，公是公非，尚能不相悖戾。

如在1917-1918年间，这批议员开会的期间将近一年，专闹意气，对于现成的宪法草案，二读尚不能告竣，并且尚有一部分未经过审议的程序，此次制定宪法又是如此之速，前后如此大的反差，视宪法有若弁髦，何能让人信服？国会和议员猪公[6]之死，诚有当然之理。这类人中的精英分子成为代表民意的资政院议员后，当然有此道德勇气，也有此实力来批判朝政了。

新式教育之重要功能是它有助于新民，法政学习者所起的作用理应更显著。盖因皇帝一言一行，影响巨大。[18]《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第391页。毕竟，保持本朝的长治久安而不是通过改朝换代以另寻明君，多数时候是儒家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真正体现。

余英时先生有云： （王阳明）龙场顿悟的最大收获是他找到了行道的新路线。尽管此种尧舜之言、桀纣之行有其巨大危害，对士大夫的人格操守更是一种践踏，但亦能从反面说明儒家思想乃一种为人所广泛认可的意识系统。

到民国时期，国人已多次革新，但其结果颇出人意料，甚至流行着所谓民国不如大清之说。这种变化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真正信念的弱化。

[27] 从清末开始，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兴起，有一批法律人，就法学水平而言，不乏佼佼者。朝廷这个病人，要起死回生，就需真正了解并尊重民意。

[17]参考《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第241-251页。一般而言，价值观差异之大小，决定了其政治选择。其实，制度的移植、创造都不是最难，关键是如何全面施行此制度，充分发挥其预期功用，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尽管像海瑞那样，践行臣职要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不是一般儒家士大夫能做到的，但采取恰当方式向皇帝进忠言仍是很多儒臣的追求。

易言之，法政新知对于他们信守道提供了新武器。结果，具有传统功名、深受儒家熏陶的议员人数下降到一半以下，甚至不足四分之一，且当时存在较严重的反儒反传统的思想倾向，议员群体缺乏基本共识，于斯可见。

在这些儒臣看来，直接指陈朝政、甚至是君上之缺失，而非阿谀君上才是真正的忠。故具体到以法政人为主体的议员群体上，晚清逊位民国肇造这段时间，可能更关键。

正因议员们信念不坚，才有前述在压力逼迫下议员们的集体腐化而导致舆论对代议文明的失望。这种传统为清代诸帝所承认，即圣谕所言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